从语言的本质看“虚无主义”——为茅于轼先生辩解
最近共识网贴出了楚刃先生的一篇文章《茅于轼先生，社会决不会迈向您说的那个方向》，这类文章我这一生看的多了，没有精力去评论，但看了楚先生文章后面大家的态度统计，赞同和不赞同的人数比大概是1比5。虽然只有两成赞同的，但我也愿意再谈下我的看法。关于“土地红线”我前些日子就写过一篇文章，再看后感到问题谈的还是清楚的，索性附在后面，供大家评论。目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谈的比较多，我看何止是历史，人们的观点、看法、思想都存在“虚无主义”的倾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下面围绕这个问题谈一下。
我们所以看文章，写文章，目的是完善我们的思想，进而决定我们的行动。这个认识过程是将实际问题用文字表述，经过文字的交流，再回到实际中。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语言文字已经不是“实在”了，是语言文字经过一番交流和被思考，但能否回到实际中去就是个问题。所谓的“虚无主义”就是历史或者现实成为文字类信息，被思考、交流后回不到实际中去，形成我们说的“空话”、“大话”。同时把这些“空话”、“大话”贴上“标签”，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思想”、“主义”等来掩饰，活生生的现实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虚幻世界”，我们不妨把这种过程称之为“虚无主义现象”，显然它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种现象是我们把现实“变成”为语言后，并不打算回到实际中，而是为了构建一种“理论”，产生信仰，寻求真理、知识等等。这类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人的精神需求。我们把“虚无主义”定为批判的对象，含有“贬义”，则主要指前面一种现象。有关“虚无主义”的讨论文章，在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中谈的很多，我这里联系语言的本质来谈，也可以说是“另类”思路。下面通过具体例子来看一下。
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个实际问题，茅于轼先生的看法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具体来讲就是保护每个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保护粮食的商品流通性，万万不能关闭粮食市场，这些不都是很“具体”的吗？再看“土地红线”的逻辑，粮食生产是需要土地的，所以全国耕地面积不能小于十八亿亩。这个“逻辑”就是无法回到实际中去。张三的土地离城市太近，打算把自己的两亩地盖旅店，你用这“二亩”来保证“十八亿亩”不受损，不是荒唐和不讲理吗？
茅先生提出廉租房不能盖厕所，只能用公共厕所，这样一来可以多盖一些；二来可以阻止有权势的人和赤贫者来争。这不都是围绕现实来谈吗？而我们提出要让每个人有较舒适的住房，要彻底消灭“棚户区”。让每个人过上好日子，要住者有其屋，这话几十年前就说，棚户区也存在几十年了，再唱这些调子有意义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住房有了极大改善，都是市场带来的，不顾现实情况，只是为了获得“喝彩”，有何意义呢？
两国为一无人住的小岛发生争议，一方把这小岛“落实”到个人，公开将它“买回”国家，又去找主持战后局面的当事人，让他来说“我管理的这个岛是你给的”；而另一方说自古就是我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这样两种各自的叙述，谁更有道理呢？一个围绕具体“标的物”谈问题；一个把具体的“实在物”用“自古”、“老祖宗”来做为理由，让第三者来看，谁更能赢得国际舆论呢？把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引到说不清的“自古”、“老祖宗”的地方去，不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吗？荒岛所以成为大问题，其逻辑是这样的：每寸土地都是国家领土，保卫领土就是国家主权，是“根本利益”，所以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值得。再看文革中最常见批判“走资派”的过程：提倡自由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套，就是走回头路，就是复辟，所以我们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不都是同出一辙，早就批判过的“无限上纲”法吗？
无论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极其复杂的，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就是“现实不可能用语言文字精确描述的”，也就是“读者”在将语言文字回到现实中去，必须思考，避免曲解了说者的原意。对于复杂的社会上的问题，要找出规律，必须使用比较抽象的概念，常常要靠“假设”来说明问题，我们过去常说的“理想”以及今天说的“梦”，就是典型的“假设”。“好的假设”脱离现实并不远，不过是常识，是人类普遍的想往，只要努力或者抛弃偏见就可以做到，这样的话语当然是越多越好，我们大家都应当做这样的“理想家”，做这样的“梦”。反过来，所提的“假设”远离现实，不知所云，甚至很容易遭到误解，有多种解释，这样的话语还是少一点好。无意翻看旧照片，看到“闹元宵”的游街照片，有这样一些情景：不少妇女身穿彩服，胸前做一个黑毛驴头的模型，身后是黑毛驴臀部和尾巴的模型，中间是大块布快拖到地，整个人看上去似乎是骑在毛驴上。用同样手法是自己是被“老公”、“猪八戒”背着，或是坐在花骄里。所表现的是妇女回娘家，得意洋洋。这种游行见过很多，几乎可以讲是一种民俗。今天一想，这不就是用“虚幻”来满足自己精神需求吗？这种民俗是用道具来“欺骗”自己， 为过节热闹，也就罢了。但在严肃的社会问题面前，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用一些虚幻的概念组成“漂亮的话语”，用概念来确定“假想敌”，如帝国主义、阶级敌人，用这些来“自我欺骗”，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兴奋中，沉浸在战胜一切敌人的梦幻里，这不是很危险吗？百年来中国的苦难不都是和这种非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关吗？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也是我愿意学习的楷模。其原因是茅先生所努力的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权势的需要和庸俗的“名誉”，也就是不受“名利”之累，而是为了“知识的纯洁”，为了科学方法的普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陶行知先生的名言，茅先生做到了，我虽然能力很有限，但也愿意跟随。
下面是我有关“土地红线”的文章：
由“土地红线”引发的思考
国家在几年前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提出将确保十八亿亩耕地面积不减少，并将“十八亿亩”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这项“计划”遭到茅于轼学者的质疑，在很多场合指出这项规划是荒谬的，是阻止土地资源靠市场来配置。茅先生的观点很多人不理解，更甚者提出要对十八亿亩这条红线“严防死守”。我这里就此谈点看法，并对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行一些思考。
只有相同的东西才能加在一起，这是常识，也是运用数学的基本道理。在初中代数课上，对什么是“同类项”有严格定义，也只有“同类项”才能相加。对于函数如何“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积分”问题了，没有微积分知识是不容易理解的。全国耕地面积是全国可耕土地面积加在一起，从常识讲，各地可耕土地情况差异很大，而且一个区域的耕地至少是时间的函数，随便加在一起是不符合加法原理的，统计出一个“全国耕地面积”只能是个粗略的，不应该有太大意义的数字。用科学的方法来统计全国耕地面积，这不会是个简单的数字，至少是个图表，一个“册子”。这样的结果对非统计专业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法看懂。这样一个明显无实际意义的数字引起争论，参与者不少是知识分子，是官员，这就不得不考虑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希望是个讲理的社会，就是指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和判断取决于符合逻辑的“理由”。作为法治国家，政府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所提出的“理由”应该是明确的，是能辨别是与非的“命题”。“全国耕地面积的红线”是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标杆”，用它来作为限制具体某地区耕地转为非耕地的“理由”是不合逻辑的，是“不讲理”的做法。土地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而耕地更是关系到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使农民从手中的土地（包括耕地）得到最大的利益，应当从市场的角度去看，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限制他们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而做的努力。茅先生作为一名学者，而且是老年学者，全国土地制度如何，并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但他能站出来说话，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重视粮食生产，保证一定的耕地面积，这都是没有疑义的。但要做到有足够多的粮食，应当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促进生产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市场经济缺乏信心，我们制定政策的“知识分子”不应当不顾基本的知识和逻辑，去迎合民众中不实际的观点。“确保十八亿亩耕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是一句很好的修辞语句，可惜是好看不中用。有句话讲“数字是最忠实的谎言”，科学离不开数字，但数字未必是科学。“数字”借助科学的力量加强了话语的渲染力，是很不错的修辞手法。但我们一定要牢记，不可把“修辞语句”作为严肃的“法”和我们执行的“政策”，这是法治社会应当注意的常识问题。把“十八亿亩耕地”作为我们执行土地政策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一个破坏法治的例子。法治遭到破坏，自然会乱象丛生。如今各类围绕土地的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到流血的程度，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提出个不符合逻辑的话语作为我们规划土地使用的政策，难逃其咎！
“确保十八亿亩耕地”在民间得到广泛认可，并有人提出要“严防死守”，所表现出的思维是对粮食的重视，“民以食为天”是无可置疑的。人们对粮食的重视有中国历史上的原因，更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产生的大饥荒。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产生饥荒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耕地变少了，而是人为政治原因，我们吸取教训应当是如何避免人为的灾难，真正弄清楚人类财富的来源。如今人们需要的生活物质离不开市场，是市场的自由发展，是贸易的繁荣，给我们提供了所需物资的保障。要保证我们有饭吃，就需要保证农产品“货畅其流”，消除人为贸易障碍。“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看似保障了种粮食的土地，而实际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今天已经是开始迈向“地球村”的时代了，自给自足已经是要被抛弃的认知，看不清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可能得到“安全”。
轻视市场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有深厚的基础，它是建筑在“弱肉强食”和“胜者为王”的思维之上。这种认知认为人所需要的生存资源要则自己生产，要则靠强力去“夺取”。人们至今对成吉思汗炫耀武力，横扫欧亚赞誉不绝，就是出于这种思维。公开赞扬暴力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如何获得生存资料呢？所以只有“自力更生”和防止被夺取，但这种认知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没有找到增加财富的道路。上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不再是对资源赤裸裸掠夺了，而是通过战争实现对商业的控制，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从逻辑推理上看，市场的自由化是和“武力”不能完全融和的，所以在二战后，在世界主要地区，没有发生一起主要为资源而发动的大战争。“自由贸易”取代“弱肉强食”已经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种变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持续一百多年了，但早期由于战乱的原因从没有认真思考过，也没有机会来实践。而结束战争后，又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一转变也就一直没有完全接受。正因为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个转变，才觉得要靠武力来保证足够的资源，留恋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以至于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得出所谓的“红线”说法。
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中央集权度很高，这就要求我们出台一项政策必须有可执行性，要符合逻辑，不能是由“大话”构成，不能是修辞类的话语，一时确定不了，不妨由市场规律来决定。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理论，或是谈不上是理论的“好听”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轻则政府机构膨胀，为增加一大批冗员找到借口；重则加剧社会矛盾冲突，无助于解决问题。这是对“确保十八亿亩耕地政策”所引发争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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