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我所经历的公有制时代
集体主义公有制，似乎是一个很美好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关于资本，关于市场的很多矛盾，似乎全部迎刃而解。
但是，如同流行于90后的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残酷的事实、不堪的回忆证明：在没有改变权力诞生的方式之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公有制，只能是生产力的桎梏，也是民生的噩梦。
是不是写这篇文章，我犹疑了很久。因为我知道，只要这个东西在论坛贴出来，就一定会有无数的嘲弄和抨击，会有很多人以“过来人”的身份说，那个年代根本不是我说的这个样子，或者，听他们的爷爷或外公说，那个时代很好很强大；也会有人复制只言片语，然后指出本人的荒谬……
想到此，我真的羡慕电视和纸媒了！我说，你听，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你无法质疑我！
怪不得有人对互联网怨恨交加。
但我还是写了，不写如骨鲠在喉，写了，虽或赚来口水无数，但也收获一种灵魂的宁静。
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小学初步懂事算起到1984年，经历了文革后期，小学成为红小兵，初中加入红卫兵组织，70年代末成为人民公社的末期社员。看了很多，经过了不少。很多的经历，至今还似梦魇一样压在心头。
我知道，当代披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种种惨剧八成是真的，但是，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则不能妄言。譬如饿死人，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但是听说过，但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情，仅仅是听闻罢了。
我想陈述的就是，那个时代里，那条道路上，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生产力的浪费触目惊心，但是，农村社员的劳动量非常大，劳动时间是当代办公族难以想象的，且收入和付出的比例严重失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思想到手脚，社员们是被牢牢地捆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的。
“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水饺再下手”，是无人不晓的光荣口号，也是行动的指南。各行各业，都以战斗的态势推进着，所以叫各条战线。就拿农业战线来说，没有节假日，更没有星期天，吃饭只有很短的时间，节奏如同当今的高中生。每逢“战三秋”、“战三夏”，以及大型农田改造，则送饭到田间地头，挑灯夜战。每年农忙结束，男女整、半劳力，都要集中到外村修水库、做大寨田，或修公路等。我们当地，对这种集中到外村出工还是沿用了旧社会的提法：叫“出夫”。出夫，听起来很美，过起来很苦。和部队一样浩浩荡荡，驻在房东家，七八人睡一盘大炕，吃饭在田里，放眼四望，人山人海，女社员大小便经常都很困难。公社的集中工程结束，如果时间还算宽裕，社员回村后，各大队再搞自己的工程。
几乎没一天闲暇，似乎没一个闲人，人力物力，似乎没一点浪费。所有的地都种起来，还要把开荒草；所有的人都用起来，农忙时中小学生们还要停课支援生产。如此干法，效率应该很高，收成应该很好，社员的生活应该很幸福。
但事实恰恰相反。
大集体运作模式，从理论上讲是非常先进的。全国一盘棋，全县一盘棋，全社一盘棋，全队也是一盘棋，资源集体所有，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
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如此而已。
一盘棋的布局，生产资源的高度集中，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大队、生产队，有脱产干部、非脱产干部，正副书记、正副大队长、委员、会计、保管、治保、民兵连长、妇女队长、团支书…队长、队副、会计、保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代销员、兽医、饲养员、农机操作员、副业队，有的还有技术队等，视生产队规模不同而有不同的设置，还有社办企业工人，也是回家分口粮并参与现金开支的。这些人，也是社员，但是他们的计分方式，一般是“标分”，也就是结合当年的平均分加上其他标准结算工分后参与分配，属于令人羡慕的群体，一般是衣食无忧，劳动强度也相对不大。有的非脱产干部，随社员出工记分，但是分配前进行加分，境况也会比较好。所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一是权，二是钱，三是民办教师，四是代销员，五是听诊器，六是方向盘，七是木匠筢子，八是臭社员。”
每个队的工分值，根据该队发展情况而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似乎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吃标分、平均分的，还有吃差额（社办企业工人或长期专业队社员）的基本温饱外，劳力多的，不一定吃得饱，人口多的，不如人口少的。反正就我们那几个村，青黄不接的很多。有没有余粮，成为说媳妇的主要硬件。为了应付相亲，在粮食囤的粮食下面垫砖头石头的家庭，并不是少数。
粮食紧张，菜园很小只能种很少的菜。这样，就只能吃粗粮，外加野菜。作为山区来说，一个家庭，每年只能分很少的一点麦子，几十斤。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以及遇到生病照顾病号是可能吃面食的，其他时间全部粗粮。
粗粮做好了，营养远比细粮丰富，也很好吃。但是别忙，那是现在。当时，我们那里做粗粮，都是窝窝头！黏黏地，冬春手面皲裂时，吃刚出国的窝窝头，能粘掉皮肤使手面出血！但是，冷了就死硬，特别是高粱窝头，能当石头砸人。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顿顿吃！现在想起来很心有余悸！
为什么只能蒸窝窝头？因为做窝窝头用时最短，烧柴最少。
现在农作物秸秆的处理几乎成为一个难题，但是那是的社员只能分到很少的秸秆，因为，大量的秸秆需要用来喂牲口。补充下：那个年代，口粮不够的社员很多，但是牲口不会缺吃的；营养不良的人很多，营养不良的牲口没有。
分那么一点点的庄稼秸秆，不够烧，就只能利用能利用的一点工余时间“拾柴火”。用耙子搂，偷偷用头刨，一遍又一遍。年岁多了，草根很嫩、很弱了，不等长高、成熟就被“拾”走了，打不下种子，植被越来越稀薄。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缺烧柴。缺柴，远比缺粮更普遍。
每年总有一部分家庭挣的工分不够口粮标准，那就需要买分。也就是说，开支时，你不但分不到现金，还得倒找钱。把自己养的那头猪卖了而得的钱，或者卖鸡蛋的钱，交到生产队，你才可能分到基本口粮。那个时候，肉、鱼、肥皂、火柴、煤油，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说是有钱买不到，其实，就是不限量，你也没钱买。
需要凭票的东西，只能到供销社买，市场上买卖，叫投机倒把，抓住可能被游街的。
有人可能要质疑了：地不少，人那么能干，而生产的粮食和财富为什么如此可怜？是不是因为支援国家建设的缘故？
不是的。事实就是，整个生产力被人为地捆住了，带上镣铐的舞蹈，焉有流畅之美？
前面我们说过，集体主义公有制运作模式，从理论上讲是先进的。资源集体所有，大队、生产队的模式，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
问题就出在这里。
集体主义从理论上讲，的确有比私有化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但问题是，集体化后资源的支配权、调配权在哪里？譬如，农村集体化，种地的决定权在农民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决定权在各级权力机构。
这就意味着，发挥集体主义优越性有这样几个必需具备的先决条件：
一、决策者们、管理者们，必需是富有行业智慧、富有经济智慧，而且同时是真正没有私利、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高素质、高品德的当权者，无疑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必需在管理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占据着多数。而且还必需，不管是那一届、哪一代，都是这种结构！
二、民族素质已经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老百姓无私、无畏、内心纯洁，表里如一。也就是说，现有的普遍人性得到质的升华。
只要具备了两项中的一项，集体主义公有制就是最佳选择。
但是我们只能遗憾地承认，在所谓“由人民选择的集体主义公有制”里，这个条件，能且只能成为皇帝的新衣。衡量具有资源支配权的人的标准只有一个：“政治素质过硬！”。
很多人说，一人一票需要民族高素质，抿朱需要老百姓的高素质。岂不知，集体主义公有制，才更需要以国民的高素质为根本前提。
在这里我们插一句歪论：某些政权决定着国民素质的高低。因为他们掌握着教育资源和话语权，甚至掌握着价值观的构建权。个别野心家会先把你的一条腿弄残，然后告诉你说，一条腿的人不能娶媳妇。于是，他心安理得你骑在本属于你的女人身上嘿咻不止。
题外话说完了，转回来说集体主义公有制，说当时的农村生产队。
由于根本就缺乏搞好集体主义的两个条件，人力、物力、财力、土地，等等所有资源便内耗在了由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各个环节上了。在看起来很美的金字塔上，顶层灵光一现，底下地动山摇。根据不同政治需要以及个人喜好而不断更换的决策，造就了一次次伴随着大干快上的灾难。
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被降到最低，资源共享和统一调度的优势，在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面前，简直是微尘之与泰山、杯水之与东海！
社员们干了吃，吃了干，高呼着美丽的口号，仰视着不用出工的公家人、国家人，强咽口水，心里做着有朝一日跳出农门过一把公仆瘾的美梦。
除了因天气确实不能下地，除了开社员大会以及公社的万人大会，社员们天天都在战天斗地。即使是如此，温饱也只在盼望中。在学生时期，我们到多个大队帮助过灭草、秋收，我们发现，大片的庄稼地，都是地头上干干净净堪称样板，越往里，越是杂草丛生。
还在大包干还没有任何兆头时，在工间休息，我的副队长偷偷告诉我：再不单干，不行了，你看看这地，不打粮食了！越来越薄了！单干时耕作到边到沿，越是地边，越要深刨，底下的石头，都要设法挖出来。如今，人们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想起这个农民的忧患之珍贵。
每年都要集中搞的深翻深刨运动，红旗飘飘，军号嘹亮，其实是瞎折腾，把熟土压倒了下面，生土翻到了上面，没有几年时间，地就缓不过劲来！
如今，耳熟能详“举全省之力”、“举全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大规模跨越式发展”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无不传承着当年“大呼隆”、“瞎指挥”的基因。
那个时候的社员，在今天看来，说穿了就是农奴。没有休假，更不能外出旅游。如果你没有钻营的本事，即使你再能干，成为佼佼者，充其量也就是温饱。
看病、上学确实是不花钱或花钱非常少的，但你如果因此而为荒唐的岁月招魂，你可以想想饲养场的猪。
别拿大寨等“社会主义新农村”说事。“举全某之力”打造一个样板容易，但是“尽快普及大寨县”（70年代全民歌曲），步伐越快，悲剧越难以落幕。至今，还有人发帖，以南街村和华西村为例来说明集体主义公有制是必由之路，而且，还说，由于这两个村的带头人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才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作者是拾人牙慧的可怜虫，还是包藏祸心的野心家，但是我只能无语。当然，我不是说南街村和华西村是政府财力支持起来的样报，而是说它们有他们的内幕和特殊发展背景。即使被披露出来是的内幕和发展背景是假的，也证明不了集体主义公有制的可行。理由如前所述。
无限的内耗与折腾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农民们被邓小平从大寨田里解放出来以后，大家好像才突然发现：种地原来根本不用那么多人，更不用那样蛮干，只要拿出哪怕十分之一的力量就足以顿顿才吃白面馒头还有炒菜，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不要认为当时的贫穷是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相反，生产队刚解散那几年，农业机械大多闲置了，而生产效率却成倍地迅速提高。）
七年前，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卢志文总校长在演讲中曾经这样说：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节约开支又把事办好是很难的；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节约是肯定的，但把事办好就难了；花别人的钱，办自己事，把事办好容易，节约就难了；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能节约，又有效率，还能把事办好。所以，没有人会提出要出台什么制度去监督家庭主妇的家庭消费，因为她们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
某个主义，某种信仰，其理想中的美好，应该说是存在的。佛教的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修士的长生久视，基督教的天堂，都可以理解为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这需要追求者摒弃私欲，以高纯度的灵魂用整个生命去验证。所以，真正的修行门派，真正的宗教，弟子、门徒的信仰，必需是高度自愿的，甚至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因为，这种求证，既可能实现，更可能竹篮打水。
以某种主义和信仰作为全民必需的选择，并时刻准备着为此奋斗、牺牲，必然会以说不准几代人的幸福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必需让民众拥有一定的幸福体验，这就是教育、舆论和价值观的掌控。
集体主义公有制，如果资源的支配权只在“人民”这个概念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的官有制。
网上很多左右之争，不少人在集体主义公有制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辩论中面红耳赤，其实，这和“打断一条腿和卸掉一根胳膊哪个更幸福”一样荒谬。
谁是人民？任何人都不是人民！包括制定法规的高居庙堂之上的决策者，都有可能被踢出人民的队伍。
谁都不是人民，只有阶段性代表人民的人。那么，集体的所有财富和资源是谁的？
也许你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概念：财富无主化运动。
面对无主的财富，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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