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璐宗 发表于 前天 03:17

【热议】野蛮的捆绑式执法,何时能够终结?

  公元2014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2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近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一位匿名人士告诉记者“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罚款’,别的什么事也办不了。”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贵州黔西南州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但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

  王关荣自杀的消息通过网络传出后迅速引发关注。舆论的矛头指向被计生政策捆绑的义务教育——学生开学报名时,需要带上有计生部门开具的“超生罚款”缴清证明,不然无法进校读书。

  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与同为“国策”的义务教育发生关联?早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之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而贵州自2013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一旦人们在计划生育政策上违规,办理其他事项都会受到掣肘,一些诸如低保之类的普惠政策也难以享受。

  那么,作为“超生父亲”的王光荣,在了断自己之前遭遇了怎样的现实困厄?

  王光荣有4个孩子,除最小的儿子外,其余三个都是女儿。长女和次女在万屯读初一,三女和儿子在村子里的下坝小学读小学。开学前,这个不识字的农民听说他家属于“严重超生”,所要缴纳的罚款数额可能比较大,赶紧跑到万屯计生站去打听。回来后告诉妻子,罚款一共是22500元。

  万屯镇计划生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吴万斌告诉早报记者,王光荣超生的两个孩子,合计应缴纳“社会抚养费” 18000元;王的第二个孩子要缴纳“超怀费、无证生育费”4500元,两者合计22500元。

  直到大约开学前一周,下坝小学的大门前贴出通知,告知家长开学的时间和报名所要携带的材料,其中包括缴清罚款的“计生证明”,“其实就是叫你交罚款”。附近多位村民向早报记者证实,曾看到过这份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通知。

  早报记者注意到,村民们所说的“计生证明”,实际上是一本巴掌大的《万屯镇社会抚养费缴纳证明》,上面注明了所需缴纳费用的总额,以及每次所缴纳的数额。

  看到通知后,村民们紧张起来,开始四处筹钱。

  这笔“超生罚款”让王光荣一筹莫展。这期间他又去万屯计生站询问了一次,据吴金敏回忆,丈夫带回的原话是:“至少要交18000元,一手干(即一次缴清)”。丈夫还告诉他,听说报名前未缴清的,过期将会加倍罚款。

  之前他们听说,有邻居应该交10000多元,但去说情之后打了5折,只交了5000多元。王光荣和妻子合计着,说不定自己交10000多元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为此,吴金敏向娘家借了6000多元,以为再想点办法就可以渡过难关。

  无从知晓王光荣所言“打折”和“加倍罚款”从何而来,但这笔罚款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是个文盲,别人说什么他都信,肯定是被吓住了。”事后吴金敏分析丈夫当时的心理。随后的几天,她发现丈夫变得沉默了很多,“很少说话,也不出去玩了。”王光荣偶尔会在她面前感叹:“娃娃读不成书,以后就和我们一样(是文盲)了。”

  王光荣并未放弃努力。一向不喜欢求人的王光荣开始给熟络的人打电话,但愿望往往落空。“都要交罚款,人家也帮不上忙。”吴金敏说。临近开学的前几个晚上,王光荣仍在打电话借钱,吴金敏听见丈夫挂断电话后偶尔会叹气,但他并没有在妻子面前流露出太多忧虑。

  村民唐永江说,许多家庭都是举债或者卖掉牲口凑钱,他有两个儿子,罚款共计2300元,此前陆续交过一些,当时还剩下1000多元。为此他将家里的一头半大的小猪卖掉,偿清了这笔罚款。

  但王光荣没有可以变卖的家产,3间老旧的房子还是从邻居家里买过来的,即使卖掉家里的1头猪和5只鸡,也无法凑齐18000元这个“天文数字”。

  第二天早上就是孩子们报名的时间了。吴金敏一大早就起来给四个孩子收拾行李,按照约定,由丈夫70岁的父亲李水强(李水强本姓王,过继到李家后改姓李)送孩子们去读书。

  吴金敏发现丈夫醒了,但并没有起床。10岁的三女儿向父亲要生活费,父亲说他没有钱,“找你妈要”。小女孩又说要带“计生证明”,父亲同样拒绝了,“他说我们没有证明,要到计生站去开”。

  收拾好家务,吴金敏出门时将近11点,这时正好碰到邻村的幺舅李万华来串门。吴金敏得知,李万华也是来借钱的,去年他贷的10000元款即将到期了。李万华告诉早报记者,见面后两人喝了一些酒,他试探着问了王光荣有没有钱借,王回答他,“两个娃娃可能都读不成书了,村子里到处都在借钱。”

  不多时,去万屯送孙子的李水强正好回来,吴金敏开始张罗着做午饭。吃完午饭将近12点,李万华和李水强离开了王光荣家。吴金敏随后去邻居家帮忙了。

  临走时,王光荣说他觉得冷,还想到床上去躺一会再去帮忙。

  12点50分左右,同在唐家帮忙的邻居告诉吴金敏,说听见他们家有“砰砰”的响声,吴赶紧跑回家。

  她推开门,看到王光荣跪在床边,头栽倒在地上的一块土坑里。屋里光线很暗,她还以为丈夫晕倒了。吴金敏赶紧上前,丈夫已经浑身冰凉,“土坑里都流满了血”。

  随后,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

  吴金敏事后回忆,丈夫在自杀前几天叨念孩子报名的事,这在以前很少有过。“他经常说要让娃娃多读点书,不要长大像我们一样。”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

  王家的小儿子小金(化名)来之不易。2000年前后,吴金敏生下了大女儿小燕(化名),两年后又诞下二女小樱(化名)后,意味着这对夫妻合法生育权利的终结。

  王光荣兄弟四人,重男思想较重,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没儿子,作为二弟的他觉得一定要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在二女儿两岁的时候,王光荣和妻子逃离下坝,来到邻镇郑屯,准备在这里继续生第三个孩子。

  王光荣开始在镇上找零工干,有时候也贩卖蔬菜做小生意。“那时候日子很苦,每天还担惊受怕的”。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

  王光荣决定再赌一次,很快妻子的肚子又隆起了。这段时间王光荣更加勤奋,他还开了一个做蜂窝煤的小厂子,自己做自己卖。每天能做1000多个煤块,一个卖一毛钱。“有时候能卖几百个,有时候一个也卖不出去。”吴金敏说。

  据王家人的讲述,2004年,一个在郑屯的朋友借了王光荣100元钱,后王光荣因为缺钱前去讨要,对方不给,还威胁要打他。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王光荣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伤了这名男子。

  据当地人讲述,这位受伤的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为此付出了4年的自由。2006年,他被关进了安顺监狱,直到2010年出狱。

  吴金敏说,出事后他们从郑屯搬到了兴义,王光荣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当时妻子即将到达预产期,无法找活儿干,他们只能四处借钱生活、治病。

  在王光荣逃离下坝的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该案间接影响到了当地计生工作的执法方式。 2004年元月,安龙县海子乡计生站的站长刘超带领11个人到安王村开展计生工作。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附近村民回忆说,这群人其实就是为了追讨罚款,安王村刘武厚的三儿媳严文珍是计生对象。

  贵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终审判决显示,计生工作人员通知严文珍缴社会抚养费,严不配合,随后发生冲突。刘武厚的四子刘进元看到后,从家里拿来一把手电筒,刘超等人怀疑其带着刀,便将其按倒在地实施殴打。

  见到儿子和媳妇遭遇殴打,68岁的刘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向人群。一阵乱捅之后,刘超当场死亡;另一位计生干部赵庭专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其余多名干部受伤。

  半年之后,刘武厚在一个山洞里被抓,后被判处死刑。

  附近村民告诉早报记者,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但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据媒体报道,在广州、江西等地,都出现过因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学生无法报名上学的情况。计生政策普遍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

  早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 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当地兴义网的一篇名为《兴义教育系统强力推进计生工作》的报道中,提到“各站(校)与学生家长签订诚信计生协议或合同,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运行机制”。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凡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和从外校转入的其他年级学生,需携带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看了以上报道,久哥心里在滴血!!!

  在22500元的超生罚款的威逼之下,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极其贫困的农民选择了割腕自杀,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脚下那片贫瘠的土地。四个孩子永远失去了父亲。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首先我们不去讨论22500元的超生罚款是否合理,不去讨论农民是否有能力接受这笔罚款,我们只看过程和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血淋淋的事实;看到的是割腕自杀的惨烈悲剧;看到的是孩子失去父亲;看到的是一个家庭的毁灭;看到的是苛政猛于虎的丑恶现实。

  我们知道,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家庭社会和政府要为孩子接受教育提供便利条件,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现在,你搞捆绑式执法,采用政府行为来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这不是暴政是什么?这不是苛政是什么?这是在推行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这是在倒行逆施!难道这种丑恶现象只在贵州有吗?

  公元2014年4月18日,为了能申请到每月100余元的农村低保,湖南省晏田乡的邓元姣被丈夫艾绍金“放赖”留于湖南晏田乡政府。因为邓元姣的儿媳超生,因为捆绑执法,老弱病残的邓元姣被剥夺了享受低保的权利!可怜的邓元姣不仅没有要到低保,最后竟然被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从椅子上推倒在地,颅脑破裂而惨死。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贵州省在施行野蛮的捆绑执法,湖南省也在施行野蛮的捆绑执法!仅仅只有这两个省吗?久哥推测,肯定不只这两个省!如果中国的农村普遍是这个样子,如果中国的农村到处都在捆绑执法,我们将无法设想我们的农民兄弟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里!

  野蛮的捆绑式执法,何时能够终结?血淋淋的事实呼唤执政者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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